史上著名酒局之二——“洛阳耆英会”

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富弼（1004年-1083年，字彦国，属今河南省洛阳市籍，北宋名相、文学家）与其政见相左。因当时王安石是朝廷红人，富弼思忖斗不过他，主动称疾告退，回到老家洛阳赋闲养病。

富弼退居洛阳期间，与文彦博、司马光等高年望重者共13人（一说11人），借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香山九老会”形式，置酒赋诗，言欢相乐，谓之“洛阳耆英会”，时人莫不慕之。这些人，依其年龄顺序是：武宁军节度使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国公富弼，年79岁。河东节度使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年77岁。尚书司封郎致仕席汝言，年77岁。朝议大夫致仕王尚恭，年76岁。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年75岁。秘书监致仕上柱国刘几，年75岁。卫州防御使致仕冯行己，年75岁。大中大夫充天章阁侍制提举崇福寺楚建中，年73岁。司农少卿致仕王慎言，年72岁。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71岁。大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张问，年70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张焘，年70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年64岁。这些人中，富弼79岁年龄最长，司马光年龄最轻64岁，一个个曾经位高权重、呼风唤雨——妥妥的“离退休老干部”。

插一个花絮。今人看着上述这些“老干部”的官衔，即使有良好的文史哲背景，也未必知晓详细。解读古代复杂的官衔，需要大部头的专著。宋代官吏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指享受的待遇级别；职，只是一个荣誉虚职；而差遣一般是临时性的，但又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拥有实权。比如上文提到的北宋重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在完成《资治通鉴》后，上书宋神宗《进书表》中，他自署的头衔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实封一千户”。但他这一串头衔中涉及的主要是品、阶、勋、爵等荣誉性虚衔，均未涉及官、职、差遣，实际上连一种需要具体办事的官衔都没有。用今天的话说，他已是不上班、不管事的离退休干部了。

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文彦博留守西都（属今河南洛阳）。文彦博（1006年-1097年），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属今山西省介休市）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历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荐跻二府，七换节钺，出将入相50年，可谓大名鼎鼎。这时，正好富弼退休在家闲居，于是两人商议，仿照唐代诗人白居易“香山九老会”的形式，也组织一个在洛中退休的官员聚会，诗酒唱和。参加者即上述13人。

尽管只是几位老干部的小聚会，但一个个都是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人物，聚在一起当然不是喝酒这么简单，“妄议”朝政自然是难免的。为了纪念这一次集会，文彦博特请大笔杆子司马光写了一篇《洛阳耆英会序》，以纪其事。序中称：“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贤者于韩公之第，置酒相乐，凡十有二人，图于妙觉僧舍，仍各赋诗，时人谓之洛阳耆英会。”又云：“二公（富弼、文彦博）寅亮三朝，为国元老。人赞万机，出绥四方。上则固社稷，尊宗庙；下则熙百工，和万民。为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勋业闳大显融，岂乐天（白居易）所能庶几。”

由参加集会人员的官职，可知他们身份地位非同一般。“耆英会”的形成，立即在朝野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代人沈括的《梦溪笔谈》、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邵博的《闻见录》等书，均有所记载。值得一提的是，富弼和司马光都是反对新法而自求引退的，与会的其他人员也大都是反对新法的。不久，王安石变法失败，1085年（元丰八年）司马光重新被起用，且身居宰相之职。自此，“耆英会”更是在士大夫中间传为美谈，称颂不已。

此后，文彦博又发起组织了一次“同甲会”，新参者有官至太中大夫的司马旦，程颐、程颢的父亲太中大夫程珦，以及席汝言。一年后，又由司马光发起组织了一次“真率会”，参加者有司马旦、席汝言、王尚恭、楚建中、王慎言等。为此，司马光书写了《会约》条款，给聚会定规矩、作约束。

司马光的《会约》一共八条，很有意思，今人似可借鉴。大致意思包括：

——聚餐中只论年龄长幼，不论职务高低。

——主人请客时，每顿主菜不得超过五种。

——座次按年龄排。

——酒壶按顺序递，饮多饮少自便，东道主不得强行劝酒，宾客也无须勉强自己。

——聚餐之日，客人要按时出席，不等不催，等等。

《会约》把餐具的标准、菜肴的数量、请帖的呈送都规定得详详细细，节约到连请帖都不准多发一张，可谓节俭至极。

司马光做官多年，待遇丰厚，却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十分反感奢靡之风，自述“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其时，他居住在洛阳，正埋头创作《资治通鉴》，前后整整十年，由于住宅房屋低矮破败，夏天酷暑难当时，只好在房子下挖一个地下室，寒碜又另类，被当时的达官显贵讥笑为“穴处者”。